酒醒香销愁不胜,如何更向落花行。去年高摘斗轻盈。
夜雨几番销瘦了,繁华如梦总无凭。人间何处问多情。
可朋平生不拘佛家法度,酒量过人,自号醉髡,世称“醉酒诗僧”。曾积酒债无以偿还,常借诗朋好友之资以度岁月。 可朋善诗,常借诗抒发情感,陶冶性情,喜云游名山大川,焕发创作激情。与入仕诗人卢延让、欧阳炯、隐士方干、诗僧齐已、贯休为诗友交,应酬唱和,吟咏赠答,往来无容丰富,硕果纷呈。欧阳炯以之比孟郊、贾岛,以其贫而好酒,时周济之。
可朋诗主要宣扬佛门宗教思想,阐发、体现佛教的哲理。也有揭露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、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、表现抚时感事的忧愤之作。还有描写祖国山川秀美,激发人们爱国之情的诗作。其诗艺术风格或明快、或凝重、或疏淡、或旷远、或晦涩、或峭刻,多彩多姿,的确是留给后世的一笔财富。
宋·龙袤《全唐诗话·卷六》记载有僧可朋的故事:可朋,唐宣宗大中九年(公元885年—963年),出生于丹棱县城东门外枫落村。20岁在本县栅头镇(即今杨场镇)九龙山净众寺(今竹林寺)削发为僧,后任住持。
一年夏日,可朋应时任丹棱县令的欧阳炯之邀至寺外依林亭把酒临风,往来唱和。入得依林亭,但见亭中置一圆桌,桌上摆满了山珍与美味佳肴。众友寒暄之后便纷纷落座,独可朋双目凝视山外碧野,入神不语。众友疑惑不解,随目光望去,只见田野之中有数十名农夫正赤着背顶着烈日的灸烤在薅秧。可朋回首长叹一声,即赋诗一首,名曰《耘田鼓》,以赠欧阳大人:
农夫田头鼓,王孙筵上鼓。
击鼓兮皆为鼓,一何乐兮一何苦。
上有烈日下有焦土。
愿我天公降之以雨,令桑蔴熟,仓箱富,不饥不寒,上下一般足。
听罢,欧阳炯满面羞色,无地自容,即命随从撤去酒筵。事后,人们便将依林亭改名为“善讽亭”。所谓“王孙筵上鼓”,有人估计是他们喝酒时玩击鼓传花,输者罚饮酒一杯,作诗一首。
《唐诗纪事》载:“欧阳迥与可朋为友,是岁(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,即公元957年)酷暑中,欧阳命同僚纳凉于净众寺,依林亭列樽俎。众方欢,适寺之外皆耕者,曝背烈日中耕田,击腰鼓以适倦。可朋遂作耘田鼓诗以贽欧阳。”
《历代词话·卷三·五代十国》也载:炯事孟蜀后主,时号五鬼之一,曾约同僚纳凉于寺,寺僧可朋作耘田鼓歌以刺之,遂撤饮。
木之生,或蘖而殇,或拱而夭;幸而至于任为栋梁,则伐;不幸而为风之所拔,水之所漂,或破折或腐;幸而得不破折不腐,则为人之所材,而有斧斤之患。其最幸者,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,不知其几百年,而其激射啮食之馀,或仿佛于山者,则为好事者取去,强之以为山,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。而荒江之濆,如此者几何,不为好事者所见,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,何可胜数?则其最幸者之中,又有不幸者焉。
予家有三峰。予每思之,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。且其孽而不殇,拱而不夭,任为栋梁而不伐;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,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,以及于斧斤之,出于湍沙之间,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,而后得至乎此,则其理似不偶然也。
然予之爱之,则非徒爱其似山,而又有所感焉;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。予见中峰,魁岸踞肆,意气端重,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。二峰者,庄栗刻削,凛乎不可犯,虽其势服于中峰,而岌然决无阿附意。吁!其可敬也夫!其可以有所感也夫!